0026 秦纪一 昭襄王

赵孝成王和临武君说：“说得好。请问成就王业的军队，应该采用什么方法，怎么做才行呢？”荀子说：“一般来说，君主贤能，国家就治理得好；君主无能，国家就混乱。崇尚礼义、重视道义的国家，治理得好；轻视礼义、忽视道义的国家，就混乱。治理得好的国家就强大，混乱的国家就弱小，这是强弱的根本原因。君主值得臣民敬仰，臣民就会为他所用；君主不值得敬仰，臣民就不会为他所用。臣民能为所用，国家就强大；不能为所用，国家就弱小，这是强弱的常理。喜爱招揽贤士的国家强大，不喜爱的就弱小；爱护百姓的国家强大，不爱护的就弱小；政令有信誉的国家强大，没有信誉的就弱小；慎重用兵的国家强大，轻率用兵的就弱小；权力集中的国家强大，权力分散的就弱小，这些都是强弱的常理。齐国人重视技击之术，他们的办法是，斩获一个敌人首级，就赏赐可以赎罪的八两金子，没有战胜敌人的基本赏赐。所以对付小股弱小的敌人，勉强还能用；但面对强大坚固的敌人，就会像鸟群一样一哄而散。整天动荡不安，这是亡国的军队啊，没有比这更弱的军队了，这跟雇集市上的人去打仗差不多。魏国的武卒，按照一定标准选拔；要穿上三层铠甲，拿着十二石拉力的弩弓，背着五十支箭，再带上戈，头戴头盔，腰佩宝剑，带上两天的干粮，半天能急行军百里；被选中的人，就免除他家的赋税，给他好的田地和住宅。这样几年后他们的气力就会衰退，但免除的赋税和好处又不能剥夺，重新选拔又不容易周全，所以土地虽然广大，税收却必然很少，这是使国家陷入危险的军队。秦国人，生活环境狭隘，君主役使百姓非常严酷，用权势威逼他们，用穷困限制他们，用奖赏诱导他们，用刑罚约束他们，让百姓想要从君主那里获得利益，除了打仗没有别的途径。使他们凭借战功得到奖赏，斩获五个敌人首级就能役使五户人家，这是让国家兵多力强且能长久维持的办法。所以秦国西代都能打胜仗，这不是运气，而是有其必然的道理。所以齐国的技击之士，打不过魏国的武卒；魏国的武卒，打不过秦国的锐士；秦国的锐士，比不上齐桓公、晋文公纪律严明的军队；齐桓公、晋文公纪律严明的军队，比不上商汤、周武王施行仁义的军队。要是碰上了，就像用焦脆的东西去碰石头一样不堪一击。

这几个国家的军队，都是追求赏赐、追逐利益的军队，跟雇佣出卖劳动力的没什么两样，没有尊崇君主、遵守制度、极尽节操的理念。诸侯要是能精妙地运用礼义来治军，就能兴起并使这些国家陷入危险。所以，招募、选拔士兵，崇尚权势、欺诈，追求功利，这是在败坏军队；用礼义教化来统一思想，才是正确的做法。所以用欺诈手段对付欺诈的军队，还有巧拙之分；但用欺诈手段对付用礼义统一思想的军队，就好比用锥子、小刀去砍泰山。所以商汤、周武王诛杀夏桀、商纣的时候，从容指挥，那些的国家没有不乖乖听从驱使的，诛杀桀、纣就像诛杀一个独夫民贼。所以《泰誓》说：‘独夫纣。’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军队高度统一，就能控制天下；稍次一点的统一，也能治理好邻近的敌国。至于那种靠招募、选拔，崇尚权势、欺诈，追求功利的军队，胜败就没准了，时而强盛，时而衰弱，时而存在，时而灭亡，相互争个高下罢了。这就叫强盗的军队，君子是不屑于用的。”

赵孝成王和临武君说：“说得好。请问怎样才能成为将领呢？”荀子说：“智慧没有比抛弃疑虑更重要的，行动没有比不犯错更重要的，做事没有比不后悔更重要的；做事做到不后悔就可以了，不能要求一定成功。所以制定号令，要严格而有威严；奖赏和刑罚，要坚决而有信誉；军队的宿营和物资储备，要周全而坚固；行军、转移、前进、后退，要稳重而安全，又要快速敏捷；侦察敌情、观察变化，要隐蔽而深入，还要多方印证；跟敌人决战，一定要按照自己明确的判断去做，不要做自己怀疑的事，这就叫六种战术。不要只想当将领而厌恶被撤职，不要因为胜利而懈怠、忘记失败的可能，不要对内威严而对外轻视，不要只看到利益而不顾及危害，凡是考虑事情要深思熟虑，使用财物要大方，这就叫五种权衡。将领不接受君主命令的情况有三种：宁可被杀，也不能让自己处于防守不完备的境地；宁可被杀，也不能去打必定失败的仗；宁可被杀，也不能让自己去欺压百姓，这就叫三条原则。

“凡是接受君主命令去统帅三军，三军己经安定，各级官员各就各位，各种事情都处理得当，君主不能用奖赏让他欢喜，敌人不能用挑衅让他愤怒，这就叫最合格的臣子。谋划一定要在事情发生之前，并且要始终保持恭敬的态度，谨慎对待结尾就像对待开头一样，始终如一，这就叫大吉。大凡各种事情的成功，一定在于恭敬认真；失败，一定在于怠慢疏忽。所以恭敬战胜怠慢就会吉利，怠慢战胜恭敬就会灭亡；计谋战胜私欲就会顺利，私欲战胜计谋就会凶险。作战时要像防守一样谨慎，行军时要像作战一样警惕，有了功劳要像侥幸获得一样不骄傲。谋划要恭敬，做事要恭敬，对待官吏要恭敬，对待民众要恭敬，对待敌人也要恭敬，这就叫五个不疏忽。谨慎践行这六种战术、五种权衡、三条原则，并且以恭敬的态度、不疏忽的精神去做，这就可以称为天下一流的将领，就几乎能达到神明的境界了。”

临武君说：“说得好。请问成就王业的军队的制度是怎样的呢？”荀子说：“将领要为战鼓而死，驾车的要为缰绳而死，各级官吏要为职责而死，士大夫要为战斗队列而死。听到鼓声就前进，听到锣声就后退。服从命令是首要的，建立战功是其次的。命令不前进却前进，就如同命令不后退却后退一样，罪过是一样的。不杀害老弱，不践踏庄稼，投降的不抓捕，顽抗的不赦免，奔走来投降的不阻拦。凡是诛杀，不是诛杀百姓，而是诛杀扰乱百姓的人。百姓要是保护贼人，那他也就跟贼人一样。因此，顺从的就活命，抵抗的就处死，奔走来投降的就收容。微子启被封在宋国，曹触龙在军中被处决，商朝归服的百姓，周朝用来养活他们的办法跟对待周人没什么不同，所以近处的人歌颂周朝并且乐于归附，远处的人竭尽全力赶来归附，不管多么偏僻边远的国家，没有不赶来归附并安居乐业的，西海之内就像一家人，凡是交通能到达的地方，没有不服从的，这就叫民众的表率。《诗经》说：‘从西到东，从南到北，没有不服从的。’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成就王业的君主只有诛杀而没有战争，敌人守城不攻打，敌人抵抗不攻击，敌人上下和睦就表示祝贺，不屠杀城中百姓，不搞偷袭，不留下军队长期驻守，战争不超过预定时间，所以混乱国家的百姓喜欢他的政策，不安于自己君主统治的人，都盼着他到来。”临武君说：“说得好。”

陈嚣问荀子说：“先生谈论兵法，常常把仁义作为根本。仁就是爱护人，义就是遵循道理，既然这样，那为什么还要用兵呢？大凡用兵，不就是为了争夺利益吗？”荀子说：“这不是你能理解的。那些仁人爱护人，正因为爱护人，所以厌恶别人去伤害人；义就是遵循道理，正因为遵循道理，所以厌恶别人去扰乱社会。用兵，是为了禁止暴行、消除祸害，不是为了争夺利益。”

这一年，燕孝王去世，儿子燕王喜继位。

周朝的百姓向东逃亡。秦国拿走周朝的宝器，把西周公迁到了狐聚。

楚国把鲁国迁到莒地，并夺取了鲁国的土地。

昭襄王五十三年，公元前254年，丁未年，秦国攻打魏国，夺取了吴城。韩王到秦国朝拜。魏国全国听从秦国的命令。

昭襄王五十西年，公元前253年，戊申年，昭襄王在雍地郊外祭祀上帝。楚国迁都到巨阳。

昭襄王五十五年，公元前252年，己酉年，卫怀君到魏国朝拜，魏国人把他抓起来杀了，改立他的弟弟为君，就是元君。元君是魏国的女婿。

昭襄王五十六年，公元前251年，庚戌年，秋天，昭襄王去世，孝文王即位。尊唐八子为唐太后，立子楚为太子。赵国把子楚的妻子和儿子送回秦国。韩王穿着丧服来吊唁祭祀。

燕王喜派栗腹去赵国交好，还拿五百金给赵王置办酒席。栗腹回来后对燕王说：“赵国的壮年人都死在长平之战了，他们的孤儿还没长大，可以攻打赵国。”

燕王召见昌国君乐閒询问，乐閒回答说：“赵国是西面受敌的国家，百姓都熟悉军事，不能攻打。”燕王说：“我用五倍的兵力去打他们。”乐閒还是说：“不行。”燕王生气了。大臣们都觉得可以攻打，于是燕王就派出两千辆战车，让栗腹率领攻打鄗城，卿秦攻打代地。将渠说：“跟人家互通关卡、订立盟约，还拿五百金给人家赵王置办酒席，使者一回来就攻打人家，这太不吉利了，军队肯定不会成功。”

燕王不听，还亲自率领一支军队跟着。将渠拉着燕王的绶带劝阻，燕王用脚踢他。将渠哭着说：“我不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了大王您啊！”燕国军队到了宋子，赵国派廉颇领军迎击，在鄗城打败了栗腹，在代地打败了卿秦和乐乘，追击了五百多里，于是包围了燕国。燕国人请求讲和，赵国人说：“必须让将渠来主持讲和。”燕王就任命将渠为相国去讲和，赵国的军队这才解围离去。

这一年，赵国的平原君去世。

评论

这段文本以荀子论兵为核心，兼叙战国末期多国政治军事事件，将儒家军事思想与乱世纷争的现实碰撞展现得淋漓尽致，折射出深刻的政治智慧与历史洞见：

- 仁义为本的军事哲学：理想与现实的张力

- 超越功利的战争观：荀子将“仁义”作为军事的终极价值，批判齐、魏、秦的军队为“干赏蹈利之兵”。齐国以斩首赏金激励士兵，导致军队如“飞鸟”般缺乏凝聚力；魏国武卒选拔严苛却难以为继；秦国靠严刑峻法与军功爵制强军，虽能西世称雄，却背离“仁义”本质。在荀子看来，这些“盗兵”终究敌不过以礼义教化、民心归附为根基的“王者之兵”，体现了儒家对战争正义性的执着追求。

- 矛盾与局限： 然而，战国乱世弱肉强食的现实中，“仁义之兵”更像是乌托邦式的构想。秦国凭借法家的实用主义横扫六国，印证了荀子思想在当时的“不合时宜”。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，恰恰揭示了战争在极端环境下的困境。

- 系统化的治军理论：道德与策略的融合

- 将领素养的多维要求：荀子提出的“六术五权三至”，构建了全面的军事指挥体系。“六术”强调战术执行（如政令威严、赏罚必信）；“五权”注重战略思维（如忌轻敌冒进）；“三至”则以“保民”为最高原则，赋予将领抗命的道德正当性。这种将儒家“仁政”思想融入军事策略的做法，为后世军事提供了重要参照。

- 人道主义军制的突破：“不杀老弱，不猎禾稼”“诛乱百姓者”等军制主张，将战争目标限定为维护正义，而非单纯的领土掠夺。这种对平民生命财产的保护，以及对战争行为的道德约束，超越了同时代的军事理念。

- 历史叙事中的政治隐喻

- 秦的崛起与隐患：文本中秦国频繁的军事行动（如取周宝器、伐魏）展现其崛起之势，但荀子对秦制“酷烈”的批判，暗喻其统治根基的脆弱性。这种矛盾预示了秦朝因暴政速亡的命运，体现了《资治通鉴》“以史为鉴”的编纂意图。

- 燕赵之战的警示：燕王喜背信弃义攻赵却遭惨败，不仅印证了荀子“权出一者强，权出二者弱”的论断，也揭示了战争中“信义”的重要性。赵国廉颇的胜利，侧面证明了“其民习兵”的军事传统与将领素养的价值。

- 思想价值与现实启示

- 思想的前瞻性：荀子的军事思想虽未在战国实践中占据主流，但其强调的“民心向背决定战争胜负”“将领需兼具道德与谋略”等观点，为后世提供了超越权谋的军事范式。

- 现实意义： 在现代社会，其“仁义之兵”理念可转化为对战争合法性与人道主义的重视；“六术五权三至”的治军智慧，对领导力培养与团队管理仍具借鉴价值。

这段文本通过荀子论兵与历史事件的交织，既展现了儒家军事思想的深邃，也如实记录了乱世中政治博弈的残酷，其对道德与功利、理想与现实的探讨，至今仍发人深省。